今年，是孙犁先生辞世20周年。在先生生前，我本有机会去拜见他的，甚至曾动了给先生写一封信的念头，然而，终因觉得自己啥都不是，有什么资格去打扰老人家呢?这种自卑感好像只有对孙犁先生才有过，而我内心充盈的是一种深深的敬仰。
说来，我与孙犁先生有缘。
我在北京二中上初中时，那是一个没有书可读的年代，我的语文老师把他家里的藏书(那时都是禁书)，一批批拿给我看，其中特别吸引我的有一本薄薄的小书《铁木前传》。我被那诗化的乡村描写及铁木两匠的故事打动了，更对纯朴、美丽的九儿与六儿萌动的爱情命运而怦然心动、情陷其中。后来才知道，那是大作家孙犁的代表作。这以后，我又拜读了《风云初记》《白洋淀纪事》等名篇。
1981年，我第一次到天津，在《天津日报》实习，那时我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大三的学生，带我的是农村部女记者韩国珍。那时，我常有意走过文艺部的门口，没少了往里张望，因为知道那曾是孙犁工作过的部门!作为农村部的实习生，在完成采访任务后，我热衷于文学创作，在四个月实习期快要结束时，我鼓足勇气把一篇散文《雨》，拿给了文艺部编辑。今天，我已经想不起来是哪位老师接过我的稿子，他或她是如何处理这篇唐突的投稿的?实习结束，我返回北京，忙于应付紧张的期末考试。一天，班里的书报员傅绍万(他也在《天津日报》实习，后担任大众日报社党委书记、社长)，递给我一个大大的信封，啊，“天津日报社”几个红色字迹格外显眼，我在寄来的样报“文艺周刊”上，竟看到我的那篇《雨》发表了!那是我的作品第一次登上“文艺周刊”版面，我胡思乱想：孙犁先生没准儿也看到了吧?
1990年，在《北京日报》当了8年记者后，报社领导调我到文艺部做记者、编辑，我竟有机会成为孙犁前辈的同行。一晃，20年过后，我已在副刊部主任岗位上躬耕多年(文艺部后来分成文化部、副刊部)，成了名副其实的“老副刊”。记得2010年初春，为办好《北京日报》新增加的副刊版，报社邀请部分作者在白洋淀开笔会。其间，我们参观了坐落在岛上的孙犁纪念馆，大家纷纷在孙犁塑像前留影，刘庆邦老师、凸凹、徐迅拉我站在中间，一起拍下了一张庄重的合影。几位著名作家都是我的好友，他们也许在想今后的创作如何向大师靠近，而我想的是作为一个副刊编辑的同行、晚辈，和这位大师级的楷模还有多漫长的路要追赶啊!
回京后，我把那张合影做成了自己电脑的桌面。
真是缘分，一年之后的2011年深秋，我又一次沾了《天津日报》的光，来到天津静海团泊湖领取全国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。兴奋与惶恐交加，我与《天津日报》有缘，与孙犁先生有缘。上午颁奖典礼之后，下午应邀参观天津日报社，我比其他人更激动，真有点“衣锦还乡”的虚荣，让我差点落泪的是，当年《天津日报》指导我写作的老师们，早在报社门口等候了。这天是星期六啊，他们本不该来单位的，就为了来见见我。当我提议在孙犁塑像前合影时，侯军兄也加入进来──当年他也是《天津日报》农村部的啊!
这次的获奖者大多在副刊编辑岗位上工作了二三十年，而我是从记者岗位调到副刊的，一过来就做部门主任，可想我的压力有多大。但我觉得离孙犁先生更近了，我要向先生那样，踏踏实实、一丝不苟地当好一名称职的副刊编辑。我认准了两条：一是团结、扩大作者队伍，二是抓好部门建设。还有一个“残忍”的自律：尽可能不在副刊版面上发自己的稿子。
我也是一个业余写作者，深知作家写出力作需要付出的艰辛。我提出善待每一位作者、善待每一篇稿件，用真诚赢得信任，用负责换来好稿。北京的著名散文家韩少华曾有不少名篇在《北京日报》《北京晚报》首发，后来因病多年没有发表作品了。我逢年过节就去看他，给病中的韩先生带去些许快乐。当他用左手完成了初愈后的第一篇作品时，我和他一样高兴，要知道韩先生是有多篇作品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散文大家啊!可此时，我不得不一个字、一个字地辨认，把这篇仅有五六百字的散文梳理好。韩少华的名字又出现在我们的副刊上，引来北京文坛小小的震动：史铁生向他致意、北京作协和出版社编选他的新作品集。此后我们不断得到他的大作，其中一篇《记冰心先生的一次谈话》，刊发在作品版的头条，多家报刊予以转载。
也有不顺利的时候，有时稿子不错，各种原因没能见报，尤其是约来的名家稿件。我比作者还郁闷，怎么办?我尽一己之力尽量弥补，一是把编好的定稿发回作者，作者一看就能看出我们对作品的认可和认真;二是在征得同意后，我把稿件推荐给适合的报刊。著名已故作家李迪，就是这样成为我们的“铁杆”作者的，他的一篇报告文学我编好待发，却没能发出。后来他看到我们的改稿、改题，十分认同，一家中央大报要用时，他坚持用我们做的标题和定稿。出于信任，不久他就发过来一篇更加精彩的报告文学，题材十分独特，是写丹东看守所的所长和管教民警，为死刑犯人送行的，狱警与在押犯之间的真实故事，体现了政策尺度掌握的一种境界和悲悯情怀，深深地打动了我和责任编辑。我把原题《砸脚镣的锤声传递着死亡消息》，改为《非常送行》，觉得没什么纰漏后，送主管副总编辑审定。这一下午我什么也干不下去，为这篇稿子揪心，因我们从未发过这么敏感题材的稿件，况且我们的版面做得很震撼。终于，领导样子回来了，我问编辑怎样?答：一个字没动，发。我长出了口气，马上给李迪发了一条短信：“非常送行，非常精彩。版面非常好看，我非常感动!”
你把真心交出来，作者也会把心交给你。2010年年底，“陕京三线”即将完工，任务派到副刊部，我们一天内组成5位作家的采访团，冒着凛冽的寒风踏上征程。他们中有高红十、胡健两位著名女作家。多年来，《北京日报》副刊部组织的赴各地采风活动，应邀参加的作家、作者，均没有任何“出场费”，他们中有梁衡、李滨声、梁秉堃、陈祖芬、刘恒、张胜友、艾克拜尔·米吉提、孙郁、刘庆邦、沉石、胡健等名家，他们为《北京日报》副刊奉献了诸多精彩佳作。
《北京日报》从创刊的第一天──1952年10月1日起，就有了“副刊”，刊登的第一篇散文就是臧克家先生的《欢迎》。这是一篇起点很高的副刊作品，60多年前向臧老约稿的编辑已追溯不清，但以第一任社长范瑾同志为代表的老一代报人，对办好报纸副刊的高要求和重视度却是鲜明的。
我们的副刊多年来形成了团结、尊重、善待作者的好传统，拥有一支让人羡慕的由众多作家、评论家组成的优秀作者队伍。当我们编选《北京日报创刊60周年文学作品精选集》时，便得到了作者们的大力支持，令人感动。臧克家的女儿臧小平，提供给我们的是她请人录入并校对好的文稿，她说，想到你们多忙啊，我尽点力吧;散文大家杨朔的女儿杨渡，提供了她父亲几次在《北京日报》发表文章的准确日期，供我们挑选;王蒙还记得，他在19岁时写出长篇小说《青春万岁》之前，就在《北京日报》上发表过“通讯”了，不过发出来的稿子就剩了几行，曾得稿费八角钱，此次，他自己“选”了散文《国庆的礼花》;刘庆邦提交了两篇小说“候选”，我们建议选他的另一篇小说《过年》，他回复说：“同意，选这篇更好。”
作为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获得者之一，在报纸副刊编辑岗位上，我不惜力地拉套“为他人作嫁衣”，直到年届60岁退休。那天，我最后一次在副刊版面“清样”签上了自己的名字，心中淡然。走出了供职32年的报社大楼，依然是长安街华灯初上，车水马龙。西边的晚霞还没褪尽，它在等着我和它挥别吧。
作者简介：李培禹，《北京日报》高级编辑，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，曾任《新闻与写作》主编、《北京日报》副刊部主任等职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五度获得中国新闻奖，并获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、冰心散文奖等。出版纪实文学集《走进焦裕禄世界》《您的朋友李雪健》(与梅青合作)，散文集《笔底波澜》《总有一条小河在心中流淌》，诗集《失去》等。
